實踐“四種形態” 把紀律挺在前面
——人社部在治理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中的新探索
“為公家的事，自己被處理，太冤了”，盡管有些人為自己抱屈，但作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老司長，宋娟卻認為，沒有這次的深刻教訓，還不會把違規使用會議經費“當回事兒”，下一個“出大問題”的人恐怕就是自己了。
像這樣受到處理、處分還感謝組織的現象，在人社部最近開展的會議費專項治理和紀律審查中經常出現。
去年11月起，針對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，人社部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專項治理。而給這項看起來平常的工作帶來意想不到效果的，是對監督執紀“四種形態”的探索實踐。“不僅挖出了‘極極少數’的‘蛀蟲’，挽救了已經觸碰紀律紅線的‘極少數’和‘少數’，而且成為對絕大多數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，有力強化了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。”駐人社部紀檢組組長耿文清說。
為什么要拿會議費問題開刀？
——抓住普遍存在的問題作為“用紀律管住大多數”的切入點
這似乎是一個偶然發現的問題。
2015年9月，一封舉報信寄到了駐部紀檢組，反映人社部失業保險司原司長左春文、該司失業調控處原調研員兼副處長李燕虹，以開會名義套取資金進行高消費或提現。
需要層層審批、道道把關才能報銷的會議費，能有多大的事？但是，調查結果令許多人大吃一驚：僅在2010年9月至2012年9月三年中，左、李二人6次編造會議，套取財政資金44.4萬元用于宴請相關單位人員、購買贈送禮品、土特產或據為己有。2013年7月，又頂風違紀，編造1個會議貪污公款9萬元。
如果說，十八大前，這些問題的產生與當時財務管理不規范有關。那么，十八大后，面對中央正風反腐高壓態勢，在人社部黨組三令五申的嚴格要求下，為什么左春文等人還能“暢行無阻”？這不得不令人深思。
偶然之中有必然——
和許多機關單位一樣，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，在人社部也并不新鮮。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前，多列參會人員數量提高食宿標準、留存會議費尾款用于其他公務開支，等等，在許多人眼里，這些問題根本不是“事兒”。
人社部直屬機關單位黨委副書記、紀委書記劉麗軍告訴記者，她原來負責的司也存在這個問題。因此，她很清楚問題的由來。一方面大家以口袋劃線，認為只要不把公款裝進自己的腰包，就不違法，也就沒什么關系。另一方面，以隨大流而心安，認為大家都在做，自然“法不責眾”。“正因為這樣，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半公開的秘密，有的司局甚至還私下交流經驗做法”，她說。
既然是半公開的秘密，為什么相關部門卻不管呢？
一位在人社部機關工作多年的局級干部告訴記者，事實上，審計年年都會發現這個問題，每次黨組也都嚴厲責令整改，但最終都是高高舉起、輕輕放下。因沒有實行責任追究，有此類問題的單位負責人沒有受到任何紀律懲戒而輕松過關，從而使僥幸心理滋生膨脹，制度、紀律在一些人眼里成為稻草人、軟約束。于是，幾年來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年年都在“重復昨天的故事”。在“屢犯普遍”“習以為常”中，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成為產生違紀問題甚至違法行為的禍根。
十八大以來，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，在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同時，強調要用紀律管住大多數，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。2015年，人社部黨組下定決心，徹底清理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，將其作為用紀律管住大多數的切入點。在嚴肅查處左春文等人嚴重違紀案的同時，11月3日，部黨組下發通知，各單位必須在10個工作日時間內，對近三年的會議費使用情況進行自查，并形成報告報送駐部紀檢組。
劉麗軍告訴記者，事實上，左春文等人的嚴重違紀案，已經使存在這一問題的單位和個人感到了壓力。因此，盡管通知明確，對于各單位報告的自查結果，駐部紀檢組監察局只進行審查認定，不進行核查，但大家都把自查當作向組織說清楚，讓這件事徹底“翻篇”的一個機會，態度積極認真，有的司“把5年上百次會議記錄翻了出來，一筆一筆地核對、查實”。
如何確保對問題的處理都產生“正效應”？
——實踐“四種形態”要體現“懲是為了治”的目的
盡管對情況有著充分估計，但是，11月18日，當53個單位自查報告擺在桌上時，耿文清仍然“吃了一驚”：存在違規使用經費問題的部屬單位竟達46個，涉及會議481個！
在這些問題中，大問題不多、小問題不少。大問題，是指在自查中發現的嚴重違紀案，比如，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司一名處長和一名副處長編造會議名目，套取經費21.2萬元。小問題則是指留存會議費尾款，多報參會人員、會議天數，用會議費購買紀念品、禮品、組織參觀旅游等“習慣做法”。
問題擺出來了，但如何處理成為一道難題。多年從事紀檢工作的耿文清說，對于“大問題”，他們不犯難，真正讓人頭疼的是這些“小問題”。處理時如果不能把紀律、制度立起來、嚴起來，就會造成雨過地皮濕，虎頭蛇尾、不了了之，使專項治理效果大打折扣，不能起到警醒、教育的目的。但如果“一刀切”，則又過于粗糙簡單，會產生負效應。如何拿捏好度，精準處理這些同類卻不同程度的問題，的確讓人費心思。
躊躇不定時，監督執紀“四種形態”的提出為他們打開了思路。在耿文清看來，“四種形態”覆蓋了所有的違紀情況，且各種形態之間呈現出明顯的違紀輕重和處置層次之分，體現了把紀律挺在前面的要求，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創新，也是指導實踐的方法論。
根據“四種形態”的要求，人社部對問題的認定處理上，按照問題的性質、情節提出四個“不一樣”，即十八大前后不一樣，“群眾”“領導”不一樣，違規數額大小不一樣，違規次數多少不一樣——
左春文涉案金額巨大，且與涉案人員訂立攻守同盟，對抗組織調查，被給予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處分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。其他3名涉及人員也分別被給予嚴肅處理。對該司涉案的3名副司級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勉勵談話，對涉案的部內其他單位4名負責人分別進行勉勵談話和批評教育。
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司一名處長和一名副處長本應給予從重處理，鑒于他們能夠主動、如實交代問題積極退賠違紀款項，寫出深刻檢查，改錯態度好，給予該處長留黨察看兩年和行政撤職處分，降為科員；給予該副處長黨內嚴重警告處分，免去副處長職務。
對于3個單位存在編造會議套取公款、多列參會人員，十八大以后仍然多次會議費超標且數額較大等問題，本應從重處理，鑒于能夠認真自查、如實報告，由駐部紀檢組對主要負責人給予誡勉談話。
對41個超標準召開會議、多報會議費提高食宿標準、購買土特產等問題，本應追究相關責任，但鑒于問題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十八大前，涉及金額不大，未用于個人消費，由黨組分管領導對其單位及時任主要負責人進行批評教育。
在問題通報中，記者發現一個高頻出現的關鍵詞“本應”。耿文清解釋說，懲是為了治，專項治理的目的是推動加強對黨員干部日常管理監督，尤其是喚醒、增強黨員干部的黨規黨紀意識，使其能堅守底線，自覺遠離紅線。歸根結底是為了教育、保護干部。因此，除了嚴格依據紀律規定和基本事實，認錯態度也是重點考慮的因素。對“本應”按相關紀律規定處理的問題，只要能主動全面自查并如實報告、積極整改的，都會在黨紀政紀和政策范圍內給予最大限度的從輕處理。
“好干部”被處分，冤不冤？
——以紀律的嚴管體現組織的厚愛
由于原來負責的調解仲裁管理司存在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，宋娟在這次專項治理中被誡勉談話。她坦率地說，起初，心里確實也覺得委屈。
她告訴記者，他們違規使用會議費大多是不得已。比如，有時需要照顧老同志住單間，多出的費用只能靠多報參會人數、會議天數等“變通”方式解決；有的會議規模大，需要更多公務用車，但車的費用沒法報銷，也得靠“變通”。“變通也是為了干好工作，怎么反而被處理了？”隨著專項治理活動的推進，當她看到一些“好干部”正是從“變通”滑向違紀違法泥沼時，開始為自己這次“被處理”感到慶幸。
要說“好干部”，一位受處分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司處長也曾經是。她不但是部里的業務骨干，而且因工作業績突出，2014年獲得“全國三八紅旗手”榮譽稱號。但是，誰曾想到，這樣一個“品行端正、工作能力強”的好干部，卻栽在了會議費上。
談及此事，事業管理司司長魏卓覺得“非常愧疚”。在這次專項治理活動中，作為受處分處長的頂頭上司，他因為對所在單位兩名處級干部嚴重違紀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，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，成為人社部因為主體責任落實不力被問責的第一人。
“對這個處分我不但不感到冤枉，反而覺得來得太遲了”，他感慨地對記者說，其實在兩年前，審計就發現他們司存在留存2萬元會議尾款的問題，“那時，如果從嚴治黨的氛圍濃些，嚴格管理的壓力大些，我也會板起臉來，嚴肅處理這個問題，哪怕只是嚴厲批評，都不會讓他們滑到這一步。但當時我們都被依次‘放一馬’輕松過關。而事實證明，‘放一馬’的結果必然是養癰遺患。”
非但是這起嚴重違紀案，梳理專項治理中所有的問題，都會發現“小問題”變大的清晰軌跡：“變通”會議費用于公務——將會議費用于小集體吃喝、公款接待——將會議費用于家人、朋友消費——貪污會議費。耿文清說，這再次說明，小問題拖不得，“‘四種形態’就是通過運用紀律處分和問責措施，加強事前防范、小事糾正，通過抓早抓小適時‘敲打’，將那些尚未發病和病情尚不嚴重的‘患者’醫治在成病之初。就如同為防備好干部墜落深淵而設立的四道關卡、四道防護網，是以紀律的嚴管體現組織的厚愛。”
階段性的專項治理何以具有了長遠意義？
——推動各級黨組織把“四種形態”運用到對黨員干部的日常教育監督管理中
截至目前，對在會議費使用中存在的管理漏洞，46個單位已全部整改到位，追回上交留存在賓館、酒店的會議費尾款12.4萬元，退賠用于個人消費的會議費16萬余元。
可以說，專項治理活動有效實現了“減存量、遏增量”的目標。但是，人社部副部長孔昌生卻認為，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。他說，專項治理為運用“四種形態”提供了契機和切入點。在這次活動中，黨員干部尤其是各單位一把手的紀律意識得到強化，有力推動了各級黨組織主體責任的落實，使實踐“四種形態”滲透、貫穿到干部的日常教育監督管理中，從“結果懲治”邁向“過程監管”，“這才是一篇大文章。”
對此，魏卓深有體會。他告訴記者，當組織就所在單位人員違規使用會議費問題找他談話之前，他對他們套取會議費的事全然不知。可從會議審批到經費報銷，自己都是簽了字的，可見簽字的時候根本就沒盡到審核把關職責。究其原因，就是自己抓黨建、抓紀律的意識嚴重欠缺，總認為這些都是紀委、紀檢組的事，在工作中更多關注的是業務。這樣，下屬只要業務好，“一白遮百丑”，就不會深究他們的紀律問題。
“管人就要管思想，抓業務更要抓黨建”，他說，通過這次深刻教訓，才真正意識到這句話的分量。整改時，他們不但重新梳理了會議審批和報銷程序，而且規定，從今年開始，在每周的業務例會上，要同時組織學習《廉潔自律準則》和《黨紀處分條例》在內的黨規黨紀，真正把黨員意識、紀律意識樹立起來。
專項治理改變的不只是魏卓。耿文清說，拿學習中央紀委全會精神來說，以前大多數司長也就是表表態，組織學習“一遍過”，但這次，許多司局都主動邀請紀檢組的同志去為他們作解讀、上廉政黨課，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將紀律和業務打捆部署，如何將“四種形態”運用到日常工作中，針對具體問題、突出問題，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漸。
“違規使用會議費作為顯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，當前更重要的是舉一反三，發現尚未暴露的隱性問題，”失業保險司的新任司長桂楨告訴記者，眼下，他們正在系統梳理業務流程，查找各個環節中的廉政風險點，“一定要把它們管控好，決不讓悲劇重演。”（記者 石艷紅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