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法講堂丨準確認定利用職權幫助配偶吸收存款的違紀行為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作者：潮邑清風 發布時間：2026-03-20 點擊數：1254次
實踐中，在財政資金存放、國有企事業單位資金調配等環節，存在少數黨員干部利用職權為親屬吸儲提供幫助的情況。此類行為多披著“完成工作任務”“支持親屬履職”的外衣，以“集體決策”“市場化選擇”為幌子，隱蔽性較強，既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，也違背了廉潔從政的基本要求，必須精準識別、嚴肅查處。
有這樣一起案例。李某，A市住建局黨組書記、局長。王某，李某妻子，A市B商業銀行客戶經理。2018年4月，為幫助王某完成吸儲任務，李某召開局務會議，其在會議上率先表態強調B銀行的優勢，后經會議集體討論決定，局下屬C事業單位在B銀行開設賬戶，將通過原賬戶（開設在另外某銀行）收取相關費用轉為通過B銀行賬戶收取。據統計，2018年至2025年，C單位在B銀行賬戶年收支流水約1500萬元。此外，2018年5月至12月，每月月末，李某均會在局務會議上安排C單位將原賬戶中的資金轉賬至B銀行賬戶，幫助王某完成吸儲任務后，再在短期內連同利息轉回，累計轉收金額達8000萬元。事后經查，王某因完成吸儲任務共計獲得績效獎勵4萬元。B銀行存款利率、服務條件與C單位原賬戶所在銀行一致，未偏離市場化標準。
本案中，針對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違紀存在兩種觀點。第一種觀點認為，C單位的資金存放經過了A市住建局局務會議集體決策，并非李某個人擅自決定，程序上符合單位議事規則，并且B銀行存款利率、服務條件與原賬戶所在銀行一致，未偏離市場化標準，未造成國有資產損失，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違紀。第二種觀點認為，李某系利用職權為配偶吸儲提供幫助，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，應當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，適用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條例》）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處理。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，理由如下。
李某的行為符合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。《條例》第一百零四條第一款規定，“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，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在審批監管、資源開發、金融信貸、大宗采購、土地使用權出讓、房地產開發、工程招投標以及公共財政收支等方面謀取利益，情節較輕的，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；情節較重的，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；情節嚴重的，給予開除黨籍處分”，第二款規定，“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，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吸收存款、推銷金融產品、經營名貴特產類特殊資源等提供幫助謀取利益的，依照前款規定處理”。《條例》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違紀行為包括兩個關鍵要素：一是行為人利用了“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”；二是客觀上存在為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“吸收存款、推銷金融產品、經營名貴特產類特殊資源等提供幫助謀取利益”的行為。本案中，李某的行為完全符合以上條件。其一，李某利用了職權。利用職權，是指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、負責、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權力，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、制約關系的其他人員的職權。李某作為A市住建局黨組書記、局長，對下屬單位的資金存放具有決策權，其通過會議部署、定向要求等方式，將個人意志轉化為單位決策，利用的正是其職權。其二，客觀上李某為王某吸收存款獲得獎勵提供了幫助。李某通過安排C單位的資金存放，為王某所在銀行吸收存款，幫助王某完成考核任務、獲得績效獎勵，王某的利益所得與李某的職務行為具有直接、必然的因果關系。
李某的行為披著集體研究馬甲，實為搞“一言堂”。本案中，李某在資金存放、賬戶開立、公款劃轉等事項上，名為集體研究，實為個人說了算，其實質是將個人意志凌駕于組織原則之上。一是個人意圖主導決策過程。李某在會議中率先提出傾向性意見，片面強調配偶所在銀行的所謂“優勢”，隱瞞其與王某的夫妻關系，誤導其他班子成員，決策出發點不是為了公共利益和工作需要，而是為配偶完成業績，決策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謀私傾向。二是資金調度完全由個人操控。從開戶、轉存到月末沖量、事后轉回，整個資金運作均由李某個人決定、按月部署，屬于典型的個人專斷。直接體現了《條例》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所禁止的“利用職權”為親屬吸收存款提供幫助。“集體決策”不是違紀違法的擋箭牌，只要領導干部利用職務影響主導集體決策，為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，即便程序看似合規，也不影響違紀認定。
市場化標準不能否定利益沖突與權力干預的本質。第一種觀點以“利率合規、未造成損失”為由否定李某構成違紀，忽視了廉潔紀律對利益沖突防范的核心要求。廉潔紀律的本質是規范權力運行，防范公權力與私人利益的不當聯結，其禁止的不僅是“造成損失的權力濫用”，更是“可能產生利益沖突的權力行使”。李某作為住建局黨組書記、局長，對下屬單位資金存放具有決策權，而其妻子在銀行任職，李某未主動回避該沖突，反而利用職務便利推動資金向妻子所在銀行轉移，即便存款條件符合市場化標準，也已違反了廉潔紀律。
從權力影響的本質來看，李某的行為是典型的“隱性權力干預”。下屬單位之所以在B銀行開設賬戶用于收取費用并在關鍵節點轉入資金，并非因為該行的服務或利率具有絕對優勢，而是出于對李某職權的遵從。這種“權力背書”帶來的競爭優勢，是其他銀行無法通過市場化手段獲得的，本質是公權力對市場秩序的不當干預。此外，根據《條例》第一百零四條，“造成損失”不是認定違反廉潔紀律的構成要件。廉潔紀律的立法精神是“預防為先、防微杜漸”，只要存在權力私用、利益輸送的風險與事實，只要侵犯了職務行為的廉潔性，無論是否造成實際損失，均可認定為違紀。
綜上，李某的行為應當定性為違反廉潔紀律，依據《條例》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對其進行處理；依據《條例》第四十三條第一款，對王某因李某違紀行為所獲不正當利益進行處理，收繳違紀所得4萬元。
